摘要

1949年，國民黨因為內戰失敗「轉進」臺灣，隨即在臺灣展開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當時，國民黨政府為了鞏固政權，曾對社會採取綿密的監控機制，試圖藉此防範異議分子對其統治造成威脅。在這樣的施政邏輯下，負責維護國內安全的調查局，便大量運用線民對海內外的特定個人與群體加以嚴密監控。本研究計畫的主旨，即是爬梳國民黨政府在威權統治時期如何透過其掌握的資源、權力與組織，對臺灣宗教組織進行監視和控制。本計畫特別藉由近年來調查局、國安局釋出之長老教會監控檔案為資料，試圖描繪黨國體制監控社會的實作，包括監控目的、線民招募及訓練手法、監控的重點，以及監控所得之資訊的後續運用。

在分析的過程，我們同時也發現長老教會相較於其他被監控者的特殊性，因此可見黨國監控實作的不同操作，包括納入更多部門、更著重圍堵、勸說、分化等。過往文獻經常預設著監控搜集到這些資訊，將導向的國家單向、明顯、壓迫性的硬性作為，例如對被監控者施以威脅恐嚇、剝削自由、限制權利，甚至鏟除對方。但長老教會的案例揭示了另一種國家對資訊應用的可能，即是雙向、隱然、轉化性的軟性作為，即，以監控所得的資訊（information）來滲入並形塑（in and formation）對象。我們看到國家施以的既不是壓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施以肉體性暴力或侵害，也不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施以的思想性洗腦或主體認同的縫合，而是兩種機器合作之下對問題組織進行滲透並導從（guidance），而這是一種組織性的操弄或改造。本研究可看到威權政府與社會團體的雙方競逐，而非過往威權政府單向壓迫、監控、打擊社會團體，而社會團體毫無能動性的單向宰制，而長老教會之所以可用這種方式與政府互動，得利於冷戰架構下自由世界的制約、受制約的政府體下不同部門的分裂，以及足以抗衡的意識型態機器。藉此，我們看見了監控中國家的脆弱性及被監控者的能動性，突顯以往全景敞視觀的侷限。

從長老教會被監控的例子，我們認為能對線民的雙重性、協作者與被監控者的模糊性、國際因素及冷戰架構對黨國監控的影響，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並進而將線民類型化，釐清他們與國家及社會的可能關係，藉此避免去脈絡簡化甚至妖魔化看待他們在威權時期的行動。本團隊希望藉此釐清事實的經過與影響，在後威權社會落實轉型正義理念，進而達成撫平歷史傷痕、避免重蹈覆轍、邁向和解共生等多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