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體制與失控的執行者：從情治檔案重探臺大哲學系事件」說明

發生在1970年代的臺大哲學系事件，經歷三年，前後共造成十三位教師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固然另有安排，但亦有人自此覓職不順、潦倒而終，多數人後續的職涯發展皆受到影響。儘管臺大終在九零年代組成調查委員會，在1995年完成《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由校長致歉、後有賠償，部分人並得以復職；監察院於翌年亦有相關調查。但對於此案的來龍去脈，仍有諸多未明之處。當年重啟調查時，積極配合受訪的多為受害人方面，加上當年臺大進行調查之時，政府機關多拒絕提供相關檔案，是以該報告對於介入校園的「外力」僅能簡略處理。爾後，雖有部分檔案陸續出土，亦有碩士論文以此材料為題進行整理，但相關成果尚未為當事人乃至社會知曉。

促轉會在成立之後，在檔案局新徵集的第六波政治檔案中，發現調查局的相關案卷；後亦在本會積極協調解密，終於完成移轉的國安局檔案中，發現過去彙整情治機關資訊的上層單位亦留有相關案卷，遂委由林易澄博士進行此批新檔案的解讀研究，希望能推進對於此事件輪廓之描繪，這份研究以檔案解析為主，若遇有檔案內含重要資訊需與當事人核實處，方評估是否進行訪談。涉及本案的黨政情治機關高層多已去世，關鍵人物孫智燊，雖曾在當年接受臺大調查委員會訪談，但其後去美多年，皆未能完成訪談。

本文初稿完成後，曾於2020年初，召開諮詢會議，邀請當事人李日章、林正弘、趙天儀教授，以及當年臺大調查委員會召集人楊維哲教授出席，他們對於報告與此批檔案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至本文結尾提出的檔案徵集建議，促轉會將持續努力進行，也期待在越來越多新資料出土的情況下，能持續帶動更多研究或報導，推進我們對於威權體制下，政治介入高等教育場域之模式與影響的認識。

研究摘要

一、案件簡述與先前調查

民國61-63年，保釣運動引發臺大校園學運聲浪，從而導致校外政治力量關注，在校內有心人士操作下，哲學系發生多起人事糾紛。62年2月，教師陳鼓應與王曉波遭警總約談，6月系主任趙天儀亦遭解職。新系主任孫智燊到任後，獨斷人事安排，並於63年3月召開「緊急座談會」，指控哲學系、文學院乃至臺大均有赤化危機。該案前後造成十三位教師去職，是為威權時期政府介入學術界的代表性案件。

解嚴後，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84年）、監察院（85年）均重啟調查。並有政大臺史碩士論文研究（100年）。但受限兩點，對於「外力介入」認識有限。政府檔案方面，當年情治機關多未提供，能夠利用的以臺大校方檔案為主；口述訪問方面，受害人多踴躍回應，但加害者、情治單位、黨政高層則多表示沒有參與、不復記憶。因此，先前調查/研究，主要成果在釐清臺大校方在行政程序、學術倫理、言論自由與人權方面的責任，並推動受害者之平反與復職。案情方面，雖已就可疑之處，指出顯有校外力量介入痕跡，但其具體運作仍待探究。

二、根據情治單位檔案的新發現與案情輪廓

本次調查，透過新徵集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國家安全局檔案（教育部檔案已於82年銷毀，不過部份教育部人事處函件也留存其中），對外力介入中各方運作，作出一較為清楚的初步分析。其中，確認了影響本案件發展的多重力量，包括教育部、校方、國民黨黨部的指示，哲學系主任孫智燊個人的構想、心廬方面的操作、各情治單位的監控、以及黨政最高決策者蔣經國的角色。同時，其間彼此聯繫，但意圖並不全然一致，而形成複雜面貌。

檔案所見，本案既涉及1970年代前期臺灣政局變化，亦有偶然的個人因素。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後，推動有限度的政治改革，與聚集於《大學雜誌》的知識份子有一定互動。但對於其後超出限度的校園學運活動，亦有所防範。在此背景下，有限度改革下的兩股政治外力——和李煥關係較密切、偏向安撫疏導的黨部、教育部方面；和王昇較密切的、偏於監控鎮壓的心廬方面，以及系主任孫智燊個人偏執的反共心理特質，共同促成了本案之開展。

根據檔案新發現，案情輪廓如下：
（一）61年底臺大「民族主義座談會」與62年2月警總約談後，教育部、校方已有整頓想法，但目標尚未如後來發展，擴及整個臺大哲學系。此時主要關注對象是與學生運動關係密切的陳鼓應、王曉波，以及先前並未配合解除陳鼓應導師職務的系主任趙天儀。
（二）62年8月孫氏自美返台到任，進一步受命教育部、校方「整頓哲學系」指示。但孫氏基於個人反共偏執心理，以及對哲學系學派 分歧的看法，行事極端，乃至編織國際赤色統戰陰謀論，卻與後者意圖有所落差。
（三）孫氏感到其「改革」未受教育部、校方積極支持，多次提出辭職，並於63年3月受到與心廬方面有所聯繫的馮滬祥影響，召開「緊急座談會」，並將會議紀要公開，以施壓教育部。但孫氏與心廬方面行動亦有不一之處。
（四）「赤化」指控之公開，引發外界關注，並使心廬方面透過媒體批判臺大校長閻振興、教育部長蔣彥士。臺大、教育部進退失據，決定停損，於63年6月通過孫氏對多位教員解聘案，同時也不續聘孫為系主任，使孫返回美國。
（五）惟孫氏編織陰謀，顯然漏洞太多，最後心廬方面也停止攻擊，本案亦在63年底告一段落。

三、結論與未竟之處

如標題試圖勾勒，本案之發生，包括威權體制的結構運作，與第一線執行者的失控。威權時期政治體制對言論自由的短暫有限開放，與其限縮，導致整頓的開端。而在「反共」意識型態下，執行者孫智燊復以個人心理將整頓不斷擴大而失控。同時，威權體制本身糾錯機制的缺陷，又使得孫氏不合於事實的陰謀論，最終竟得以突破臺大校方、教育部以至各層級黨政、情治單位而遂行。本次調查未能完全釐清的一點——蔣經國本身的參與，亦呈現出這點。目前僅有國安局檔案呈現部份永靖會議內容，難以完全掌握黨政最高層的觀點。惟儘管並未見到其對本案的一一批示，孫氏公開紀要後，蔣氏「嚴加辦理」的指示，則顯然限縮了教育部的糾錯與處理空間，使牽連人數的擴大成為可能。

就此而言，探討本案「外力介入」運作過程，既是還原歷史真相，以告慰案件受害者；從較長時段觀之，亦使我們對1970年代初期台灣政治體制的情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以本次情治單位檔案的新發現為基礎，在未來檔案徵集方面，並期望能對黨政核心方面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如永靖會議的完整紀錄（國家安全局與國家安全會議檔案）、國民黨知青黨部、青工會檔案，心廬方面的資料（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