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於今日（4日）於台大法律學院霖澤館舉辦「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始：壓迫體制及其圖像」發表會，會中以組成壓迫體制的重要支柱—軍事審判制度及情治機關運作為主軸，依次發表這三年的調查研究成果，並首度揭露軍法官、情治人員和線民的陳述與意見。

促轉會也在會中公布「軍事審判與政治案件偵辦之機關決策首長與官員名單」以及校園安定系統的佈建運用情形，作為釐清威權體制參與者圖像與究責討論的基礎。前者涉及政治案件偵辦、審判以及維持整個軍事審判體制運作，應至少負起政治與歷史責任，而個別人士的法律責任和具體處置方案，將在下階段提出。後者則呈現出威權統治時期，情治單位於校園中的線民佈建情況，呈現出當時佈下的監控網絡密度。

促轉會主委楊翠開場致詞時，指出促轉條例的施行及促轉會的成立，是我國首度將「國家不法與壓迫體制」等概念納入國家的法制運作中。因此，還原人權受迫害的歷程，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並針對國家不法作為進行調查與平反，這些促轉條例明定的事項，是促轉會的核心任務之一。這場發表會是過去兩年多來促轉會對壓迫體制的調查研究成果，希望推進社會對威權統治的認識，並作為開展台灣轉型正義下階段工作的重要基礎。

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在主題演講「處理加害者問題的四個層次」中表示，台灣的轉型正義長期被批評為「有上萬個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而2017年通過的《促轉條例》是國家首度回應政治受難者家屬的期盼。葉虹靈強調，在《促轉條例》的脈絡下，促轉會釐清壓迫的四個層次缺一不可：一、釐清加害體制圖像；二、釐清加害行為圖像；三、辨識加害者與參與者；四、加害者咎責。葉虹靈指出，促轉會迄今對於四層次任務均努力推進，如何定義加害者與咎責方法，不但需要嚴謹評估，更需要正當程序與救濟等法源作為推動基礎。

上午場次透過軍法官訪談調查、情治機關和一般機關的合作，以及黨國協力，來勾勒「壓迫體制的運作」。不同於過往透過檔案和當事人口述為軍事審判運作了解，促轉會透過對1970年代軍法官的調查所得，分享關於軍法官養成、政治案件決策過程，及對轉型正義的想法，來呈現軍法官的意見。另外，促轉會也透過新解密的國安局檔案，說明限制特定人民入境的「黑名單」制度，呈現情治機關與外交部的協力，並指出國民黨指揮國安局、僑委會等單位收集海外資訊的狀況。政黨檔案的審定徵集為促轉會的法定任務，這幾年也陸續有成果，促轉會在發表會上以「總裁批簽」檔案，分析政黨如何控制軍隊、國家機關與人民團體，並參與鎮壓政治案件，呈現政黨政治檔案是還原歷史真相不可或缺的基礎。

下午場次則以「壓迫體制中的人」與體制的關係為主題，這個場次分別從情治人員和線民的訪談、調查，以及宗教場域監控的研究來呈現。過往促轉會針對第六波徵集的大量監控檔案，陸續發佈研究成果，而情治人員與線民的訪談調查則是首度以檔案為基礎而完成的初步成果。促轉會以情治人員的視角，闡述情治人員的情報觀與監控體系實務運作，及這些情治人員在體制內的思考。與情治人員調查成果同時發表的是線民調查成果，促轉會分述線民與情治體系的關係、蒐集情報的目的與方式，並指出檔案與線民陳述之間可能的歧異。

此外，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黃克先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為例，指出過去的分析停留在體制的描繪，而未提到具體的監控實作，黃教授透過監控檔案的爬梳與訪談，呈現威權政府與宗教團體的競逐互動，在長老教會的案例中，機關運用情報並非為了預防或壓制，而是為了打入並改造。

最後，綜合座談場次聚焦於轉型正義與社會對話，由促轉會主委楊翠主持。副主委葉虹靈首先分享促轉會成立以來進行的各種形式的社會對話，但轉型正義的推動也面臨許多挑戰，葉虹靈強調，轉型正義的價值在於國家肯認錯誤，成為各機關的共同價值，從歷史學習，推動制度性建設，確保反省與不再犯。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明則分享團隊協助促轉會舉辦「政治監控檔案公民審議會議」的經驗，不同立場和觀點的參與者透過彼此對話討論，不僅對檔案開放應用作成原則共識，也有助於轉型正義的對話。

同樣是政策推動的社會對話，促轉會專任委員陳雨凡也認為加害者責任的處理需開啟社會對話，讓社會大眾信任制度，這也是促轉會自2020年底開始舉辦「釐清威權統治時期加害者責任」公民討論會議的緣起。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則強調，台灣過去對轉型正義的看法是「讓過去成為過去」，也缺乏整體性的描述加害者圖像，因此進一步建議，在追究加害人的議題上，需要參照各國不同的轉型正義路徑，最後找出最適合台灣的方式，認為即使加害者與加害行為的辨識不容易，卻依然是必須經歷的課題。

楊翠主委最後總結，如同本場發表會之名稱所示，促轉會期待今日的調查結果發表能成為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始，促轉會今日所舉辦的發表會從許多面向呈現對體制運作的分析，作為未來我們與台灣社會討論體制面貌與責任時的重要基礎，也希望未來能持續加強規劃、建立對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