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政治檔案徵集成果與研究初探發表會」新聞稿

今（11）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舉行「政治檔案徵集成果與研究初探發表會」，向社會報告第六波徵集所得之政治檔案成果與初步研究發現；遭到監控的政治犯家屬亦與會座談，分享他們被監控的經驗與閱覽檔案後的心得。

促轉會主委楊翠首先代表促轉會歡迎大家，並感謝相關機關的配合與協助，尤其是徵集案量最大的警政署，徵集到的檔案有7.7萬案，檔案量佔全體徵集機關的半數。

「這批檔案數量龐大，警政署在整個解密、移轉過程中動員相當多同仁協助。」楊翠表示，這些檔案多數年代久遠，警政署同仁處理起來相當辛苦，因此特別感謝警政署的配合與協助，「這些檔案將來都會上線、開放，讓大眾能夠閱覽、使用或研究。」

針對過去兩年，政治檔案移轉解密的進度，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表示，行政院也協助召開多次會議，並且加速立法，使得警政署這批去年一度預估要二十年才能完成解密的狀況被改善，在政治檔案條例通過後順利完成。促轉會並且投注資源完成民國47年至57年間超過一百萬頁檔案的數位化，其他部份則有賴檔案局繼續完成。而這些檔案的特殊性與價值，則是透過研究與整理，增加我們對威權統治的了解。

「轉型正義最需要的是資源和時間，但我們最缺的正是資源和時間。」葉虹靈表示，將來會跟人權館、檔案局、國史館協調，加速進程，但她也強調，檔案不會是歷史的全部，因此要靠當事人來訴說，將他們閱覽檔案後的心得以及過去長年不被理解的狀態，呈現在社會面前，使得這些歷史得以繼續被流傳與記憶。「雖然感覺很緩慢，但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

針對這批新出土警政署保防類檔案的樣態與分類，促轉會研究員陳昱齊在初步整理後，報告其特殊性在於其案量大與以個人為主，特別是對「特殊份子」的監控，其中包含出獄政治犯、政治犯家屬等，都被情治當局視為潛在威脅的群體。

陳昱齊指出，政治犯家屬的監控檔案數量最多。這些家屬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特殊的事，僅只是因為他們是政治犯或是嫌疑人士的親族而被考管，人數約佔「特殊份子」的63％，但絕大多數在警察的紀錄中都是安分守己。「國家對家屬監控不會因為解嚴、刑法一百條結束而停止，甚至有些個案顯示，監控持續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才結束。可以讓我們省思威權統治的意義。」此外，這批警政署檔案也能夠補足過去政治檔案較為缺乏的政治案件判決後執行、甚至出獄後、乃至政治犯家屬監控的部份。

關於情治機關運作的協力與輪廓，則透過中研院台史所蘇慶軒博士針對「青谷專案」的報告呈現。「青谷專案」是情治機關針對陳菊於黨外運動時期所做的監控，也是一個集結警察系統、警總與國安局各機關協力運作的個案。蘇慶軒先以政治犯劉耀廷的例子切入，先提醒觀看檔案的視角是特務的，以瞭解監控及其產生的效果，並解析情治機關如何進行監控，以及情報蒐集與呈報的方式。

蘇慶軒博士進而以情治機關於1978年搜索陳菊住處的雷震手稿而啟動的逮捕、偵辦的專案為例，談陳菊的動態與黨外活動如何藉由人際網絡的情搜或物件的解讀，而長期處於情治機關的監控及其檔案記錄，「情治機關要瞭解陳菊的政治立場、態度與行動，侵入陳菊的生活。」蘇慶軒強調，這些檔案是透過入侵人民生活所得，但也是特務的視角，可能有錯誤或扭曲。

促轉會十月邀請幾位政治犯家屬閱覽警政署檔案，並進行訪談，部分訪談內容也製成兩部影片，在發表會中發佈。這些家屬因為家中有先輩涉案、或遭槍決，因而連帶成為警政系統的查考對象，當時他們才是幼童，失去父親又被貼上「匪諜孩子」的標籤，對他們的成長過程與日常生活造成嚴重的影響。

部分家屬也於今天出席座談，包含：湯進賢（湯守仁長子）、黃鈴蘭（黃溫恭長女）、黃春蘭（黃溫恭次女）、郭家瑜（郭廷亮長子）、郭志強（郭廷亮長女）、鍾吟真（鍾浩東孫女）。

「我以前很天真，以為匪諜是蝴蝶。」被貼上「匪諜的孩子」標籤的湯進賢感嘆，至今還懷疑這種「蝴蝶」是不是還留在自己的身上？也控訴當時的政府用子彈槍斃了一個世代的鄒族菁英，以及對自己的監控。

「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條命。」郭志強則抨擊國家對人民的暴力、監控，並迫使舉目無親的他們一家人不斷遷移，僅能想辦法吃飽活下來，罄竹難書，「這些檔案是對威權政府最好的控訴，如果沒有公開，就無法對歷史反省。」郭家瑜想起過往，也是相當感嘆，並呼籲總統蔡英文記得當初對白恐受難者的承諾。

「當時每一個像我們一樣的家庭，都非常恐慌。」黃鈴蘭表示知道自己被監控，但看了檔案才知道是如此鉅細靡遺：薪資多少、遷移到哪裡，看什麼報紙、教小朋友彈鋼琴都被紀錄，她因此感到非常驚訝。

黃春蘭看了檔案則感到毛骨悚然，並抨擊當時政府用龐大的人力物力進行監控，「他們製造不安的環境，層層騷擾。」她也替母親受到的驚擾不平，表示她即使已經失智還是很怕身分證不見，因為這會讓她「被抓去關」。

鍾吟真從檔案中看到三頁寫滿的親族，幾十個人，連父親都不太認識，「把我們家族關係都列好。」也提到鍾浩東的兄長鍾里虎一生務農、安分守己，卻直到去世才撤銷監控，「當時的政府進行監控不疑餘力，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她也強調，檔案對當事人的敘述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不義行為的揭露，此外，「轉型正義不是國家的恩賜，是國家的義務，讓錯誤不再發生，人民可以得到保障。」

2017年促轉條例通過以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啟動了第六波的檔案徵集，成果斐然。在檔案局與國家安全局、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國防部等33個機關通力積極合作之下，總共清查出13.7萬案檔案。

促轉會成立以來，積極與各機關協調檔案解密與移轉事宜，並投入資源協助，希望儘快完成此批檔案的數位化，提供本會調查研究並開放提供外界使用，以利各界持續探索歷史真相。今日促轉會透過這場發表會，向社會報告初步工作成果，座談會上並節選部分檔案目錄，提供各界參考，這些檔案日後也會由檔案局開放提供應用。